【多維連載】
中共從整體上已經變成一個日益意識形態化的組織,所以其下級黨員幹部時刻都有自覺發動革命的傾向。中共的西藏工委在一九五六年全國掀起“社會主義高潮”形勢之下,也不安於僅停留在“統戰”階段,急於在西藏開始進行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方面的變革,並做了相應的輿論宣傳和“試點”,還為此從中國內地調進西藏二千多名漢族幹部〔35〕。達賴喇嘛去印度參加慶祝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時產生流亡不歸的念頭,正是因為看到了即將來臨的暴風雨。面對西藏出現的惶恐和動蕩,中共高層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進”,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電示西藏工委,指示停止進行改革準備工作,電報說﹕
從西藏當前的工作基礎、幹部條件、上層態度以及昌都地區最近發生的一些事實看出,西藏實行改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而且我們的準備工作也絕不是一、兩年內能夠作好的,因此實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甚至還可能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去。......應該說這是對西藏民族上層分子的一種讓步,我們認為這種讓步是必要的,正確的。因為西藏民族至今對漢族、對中央也就是說對我們還是不太信任的,而採取一切必要的和適當的辦法,來消除西藏民族的這種不信任的心理,仍是我們黨的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如果我們在改革問題上,作了適當的讓步和等待,就能夠大大的增加西藏民族對我們的信任,有利於西藏民主改革的順利進行和改革後的各項工作。這樣慢一些、穩一些,就會好一些,從實際效果上看反而會快一些。如果我們不讓步、不等待,或者認為過去讓步了,等待了,現在不應該再讓步,再等待,因而勉強地去進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響西藏對我們的信任,甚至發生叛亂。〔36〕
對西藏政策比較穩重的張經武當時已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又重被派回西藏穩定局面。中共向西藏宣佈了“六年不改”的允諾。允諾似乎是真誠的。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一九五七年三月召開的西藏工作會議上,決定西藏工作大收縮,人員、機構、財政都要大精簡,大下馬,而且越快越好〔37〕。隨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下屬的九個處合併為二個處﹔已經在西藏六十個宗開設的辦事處,除昌都地區以外,一律撤消﹔駐藏部隊從五萬人減到一萬八千人,在西藏的軍事據點也大大削減﹔工作人員從四萬五千人壓縮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漢族工作人員精簡了九十二%。〔38〕
中共為安撫自己那些急於在西藏發動革命的黨員幹部,花了不少口舌進行說服。當時中共主管“統戰”事務的頭頭李維漢﹙中共統戰部長兼中央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曾有這樣一段論述﹕
漢族對於少數民族的發展給予的發展影響不管多麼大,可能給予的幫助不管多麼大,卻只能通過少數民族內部的矛盾,通過少數民族人民的意志才能發生作用。......就是出於最好願望的幫助,在沒有得到西藏民眾和上層樂於接受的時候,也不能發生積極的作用。所以說,就是幫助,也不能強加於人。〔39〕
可以把李維漢四十年前說的這段話與當今西方人的觀點比較一下。下面一段話摘自一個美國人九十年代寫給住在西藏的漢人作家馬麗華的信﹕
干預和幫助之間的區別在於對方是否在尋求。在西藏人尋求幫助以達到進步時,也只是在此時,如果你想要並能夠幫助,你的幫助才會被理解為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受到歡迎。然後你才能成為幫助者,成為身穿錚亮盔甲的騎士,成為救星。而如果他們沒有接受能力,你希望給予的所有幫助,你所有的良好動機,都會浪費在敵意的環境中。因此幫助必須是他們所尋求的,希望的,已經提出來的。〔40〕
儘管李維漢的名字被當作中共民族政策的注解1,其實他屬於比較寬容與溫和的一派。可以看出上面兩段話何其相似,除了文風不同,內容幾乎一樣。
然而,對中共來講,在西藏搞“統戰”,始終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作為權宜之計,“統戰”策略是有效的,但卻使中共無法得到可以真正在西藏立足的社會基礎。因為不管中共如何妥協懷柔,西藏上層社會也不會相信以共產主義為目標並且信奉無神論的中共是真心尊敬和保護他們的。“統戰”不過是貓玩老鼠的把戲,老鼠遲早要被吃掉。他們與中共的離心離德是必然的,並且隨時都在與中共進行著明爭暗鬥,千方百計地不讓中共在西藏立足。而同時,“統戰”又不能給西藏底層社會的人民指出一個明確前景,無法動員群眾,獲得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西藏群眾與現狀緊緊地拴在一起,一點也不知道或一點也沒有經歷過其他的生活方式。他們對漢人提出來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對漢人也很害怕,因為漢人一方面促使農奴從封建主那裡『解放』出來,但同時又與他們的主人建立了聯盟,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沒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41〕。
即使中共真心維護其對西藏的“一國兩制”,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和一個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也是不可能調和的。共產黨進入西藏社會這個事實本身,必然影響到西藏社會的方方面面。“一國”使雙方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導致“兩制”的邊界不時被自覺不自覺地超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於傳統的西藏社會都有可能產生整體震盪和深遠影響。例如中國政府給修路的西藏人發工資,就是對西藏社會延續了幾百年的烏拉徭役制的衝擊﹔讓西藏兒童免費上學,破壞了傳統的寺廟教育體制﹔訓練農奴出身的西藏幹部,則打亂了原有的社會等級秩序......類似的情況無數。
一九五七年,西藏山南的一個貴族毆打了他的農奴,原因是那個農奴沒有提供貴族所要求的烏拉差役。在傳統社會,烏拉差役是農奴無條件承擔的義務,貴族對拒絕烏拉差役的農奴進行懲罰是天經地義的。然而那個被打的農奴恰好已經被中共發展為“積極分子”,還在基層擔任不脫產的幹部。這使中共面臨一個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這件事﹙即默認貴族對農奴的懲罰﹚顯然更符合“統戰”和“一國兩制”的方針,但是會因此助長西藏上層的氣焰,使其進一步阻止底層群眾與中共的合作,同時也會使底層的“積極分子”心寒,疏離共產黨的事業﹔反之,如果處置打人的貴族,無疑是對西藏傳統制度的侵犯和破壞,有違“一國兩制”的承諾,使西藏上層對原本就使他們疑慮重重的中共更加不信任。這件事雖然不大,卻有典型意義,以至於如何處理這個事件,成為中共在西藏最終選擇誰為盟友的試金石。
中共最終進行了干預,下令凡是當了它的幹部的西藏人,從此不再服烏拉徭役〔42〕。這個決定鼓勵了西藏農奴與中共合作,進一步分化了西藏社會,孤立了西藏上層人士。然而這樣的決定顯然使中共的“統戰”成果受到損失,但是它別無選擇。它已經逐步認識到,以往的“統戰”並沒有換取上層的真正效忠,反倒失去了爭取群眾的可能。共產黨從來都靠群眾起家,失去群眾基礎等於是失去最大的“法寶”。與上層聯盟,除了一時節約經營西藏的成本,結果卻使它無論在上層或下層,都不能獲得堅定支持,也不能將西藏社會的上層和下層分化開來。而只要西藏社會的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依然保持固有關係,一旦有一天西藏上層與中共反目,西藏下層人民就會自然地跟隨,形成全民族一致的反叛。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將因此始終無法獲得穩定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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