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達賴方面往往把一九六九年的藏人反抗視為五十年代西藏反抗的延續,二者的確有相通之處,但也有不同的性質。五十年代的西藏反抗,底層參與者在相當程度上是為西藏上層社會的利益而戰,而一九六九年的反抗,他們已經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戰。他們造反,是不願意把已經屬於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給公社,而那些土地和牛羊又是共產黨從他們當年的主人手裡奪過來分給他們的,所以他們的造反,並不等同於他們願意回到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西藏。
當時受文化革命的衝擊,各級政府與公檢法機關癱瘓,也是“叛亂”得以滋生並擴大的原因之一。一些與文化革命有關聯的“造反”行為或“派性”衝突,也被定性為“叛亂”,或由於當時處理不當而被激化到“叛亂”的地步。西藏軍區阿里軍分區一九七五年編的一份宣傳材料上,有一篇表揚改則縣中隊“平叛”事跡的文章。其中所提到的“叛亂”,有的是提出“要三自一包”﹙指提倡自由經濟和土地承包,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務實派的綱領﹚﹔有的是保被罷官的中共幹部﹔還有的是成立“造反組織”〔55〕。中共自己後來也承認,對一九六九年的“叛亂”,定性和處理存在著嚴重的擴大化。
西藏一九五九年的叛亂和一九六九年的再次叛亂,不僅使中共惱羞成怒,還加強了其處於陰謀包圍的猜疑。當時的中國一方面面對西方陣營的“反華包圍圈”,另一方面與蘇聯的關係處於敵對狀態,一直在臺灣積極準備“反攻大陸”的蔣介石也公開表示支持藏人的起義6。據後來一些被披露的證據表明,西藏的武裝反抗的確受到一些國外勢力暗中支持。那些支持不一定起了多少實際作用,卻足以挑逗北京的對陰謀的誇張想像,為其對西藏實施血腥鎮壓提供理由,並使其下決心對西藏社會進行徹底的全盤改造。
在這本書裡,我不打算多談“文化大革命”對西藏社會及人民的廣泛迫害和諸多罪行。這方面的內容已經被談了很多,還將有更多新的情況不斷被揭發。我的側重還是本章的主題,即革命除了是中共對西藏的一種暴政,是原教旨主義的瘋狂,也一直是中共在西藏確立中國主權的一種手段。
不錯,在文化大革命中間,西藏也和整個中國一樣,由政權進行的自上而下的理性控制失去了完整性,很多方面是被自下而上的群眾力量所左右。然而,鞏固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則是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從未間斷。尤其在文革初期的群眾風暴過後,中共重新實行自上而下的控制,這種意圖在其所作所為中更是表現得十分清楚,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漢人為主掌握西藏的政權﹔二是對西藏傳統文化進行有組織、有系統的摧毀。
一九六二年九月下旬,中共召開其重提階級鬥爭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後,在統戰、民族、宗教領域重新向左轉﹙某種程度也是對班禪《七萬言書》的反彈﹚,執行溫和路線的民族事務領導人李維漢被免職,其“投降主義和修正主義路線”遭到批判。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提出了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論斷,成為中共此後長期奉行的基本理論〔56〕。
不是熟知中共話語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句話到底有什麼意義。正是這個理論,成功地使中共擺脫了其長期自我宣傳的“民族自治”造成的束縛,成為中共扼殺其他少數民族之民族性的殺手鑑。按照這種理論,民族是可以沒有的﹙既然馬克思說“工人無祖國”,何況民族﹚,本質在於階級區分。不管哪個民族,都分為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各民族的革命階級全屬於同一個陣營,而不應該被民族的不同所區分。各民族的反革命階級也都是一丘之貉,一概是敵人。所以,在這種理論的前提下,鬧民族性就是干擾階級鬥爭,強調民族特點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在發生任何矛盾時,只能以階級觀點處理和解決,“親不親,階級分”,而不能以民族分。按照這種理論的邏輯推導下去,也就根本就不應該存在民族自治,選擇領導幹部也無需考慮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幹部,就可以領導各民族的革命群眾。誰要是要求本民族幹部擔當本民族領導,那就是“狹隘民族主義”。既然都是同屬一個階級,以人口最多的漢族幹部為主,充當各民族人民的領導,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以中國人掌握西藏的政權,這是確立中國對西藏確立主權的一個關鍵因素。儘管五十年代北京已經把軍隊派進西藏,使其在西藏的勢力和影響力比過去歷朝都大得多,但是因為它沒有掌握西藏的政權,中國在西藏的主權也就並不鞏固,一九五九年發生的“叛亂”證明了這一點。
中共在“拉薩事件”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解散舊政權,代之以絕對效忠於北京的政權。新政權之所以效忠北京,關鍵在於它的主要權力是由漢人掌握的。西藏的各級政權都派進了漢人,即使是最基層的鄉級政權也不例外。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情況發展到極致。當時的西藏最高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除了主任是漢人擔任,在總共十三個副主任當中,只有四個是藏人〔57〕。一九七三年《西藏日報》公佈的西藏五個地區﹙包括拉薩市﹚中共黨委委員的統計數字,藏族委員只佔三十五•二%〔58〕﹔一九七五年,在西藏地區一級的領導幹部內,藏族只佔二十三%〔59〕。
在中共政權中任職的藏人,其任免已經不是達賴和噶廈,而是中共,因此新的藏人官員對中共也是言聽計從。尤其他們大都是過去的農奴,地位的改變已足以使他們滿意,加上受教育程度較低,一般來講,他們大部分只是漢人官員的附庸。
如果中共僅限於以漢人把持西藏政權,那雖然是不合理的強權,但也許還可以視其為確立主權的所需要的手段。然而中共在西藏的作為遠不止這些,它不僅要使西藏政權變成中國的附庸,而且要把西藏社會、文化、甚至人民都變成與中國一樣。換句話說,不僅“一國兩制”要廢除,連“一國兩文化”也是對中國主權的威脅,同樣不能被容忍。難道那些“叛亂”分子不總是打著傳統和宗教的旗號嗎﹖他們用以裹脅西藏人民的不也都是那些東西嗎﹖那麼好,最徹底的方式,豈不就是將西藏的傳統和宗教一股腦地統統消滅掉,讓那些東西再也不起作用嗎﹗
為什麼歷史上的征服者往往對被征服民族採取“同化”政策,他們都明白這一點,只有消滅被征服民族的異質性,征服才能永久化。然而,強迫一個千百年獨立發展、有博大精深之文化的民族在短時間內變成另一個模樣,衝突之強烈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同化過程必然伴隨強權暴政。從歷史上看,這種同化包括蓄髮方式、服裝模樣,慶典儀式,禮節規矩,幾乎巨細無遺,以至取消文字、摧毀宗教,甚至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清洗,而那一切行為,在“平叛”和“文化革命”期間的西藏都有發生。
從《西藏大事輯錄》中選出幾條西藏文革“大事”,可見中共的做法﹕
人民解放軍駐西藏各部隊紛紛組織宣傳隊,深入農村牧區,向群眾宣傳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十六條,宣傳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西藏各地駐軍派出大批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到街頭巷尾,農村牧場,向群眾宣傳林彪關於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
拉薩各族群眾兩萬多人舉行歌唱毛主席語錄大會﹙一九六七年元旦﹚﹔
西藏軍區黨委抽調了四千餘名幹部、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到農村、牧場、工礦、城鎮、學校,宣傳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這次出版發行的漢藏文對照《毛主席語錄》共五十萬冊﹙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到目前為止,全區已辦學習班一萬多期,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參加了學習班﹙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毛主席贈送的禮品──芒果展覽館開幕﹙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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