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流亡藏人一直斷言中共推動的“民主改革”是遭到西藏人民堅決反對的。然而人民只是一個概念,事實上並不存在那樣一個整體。在那個概念下面有各種各樣不同的人,他們對中共改革的態度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他們被分化成對立的階級以後。
女朗生次仁拉姆這樣回憶“民主改革”﹕
一九五九年平叛還沒結束,工作組就進村了。在群眾大會上,我頭一次聽到“民族政策、廢除封建農奴制、奴隸當家做主人”這些新鮮的說法。那天晚上我反覆琢磨它們的意思,越想越興奮,打定主意要跟著共產黨。想到這,竟一骨碌爬起來,高興地唱起歌來,孩子們奇怪我這半夜三更的怎麼啦。
緊跟著就是發動苦大仇深的奴隸申冤訴苦,分田地、分房、分牲畜,我成了積極分子。生活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有一回,我擔心地問工作組的同志﹕你們還走不走﹖你們如果走了,我們靠誰呀﹖工作組的同志說,我們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農奴的靠山不僅是工作組,而且是共產黨。我放心了。我想,像我這樣的翻身郎生,除了跟著共產黨還能有什麼選擇呢﹖又有一回,我悄悄問工作組的同志﹕像我這樣的能進共產黨嗎﹖工作組的同志給我講了共產黨的信仰和宗旨,說共產黨是唯物主義者。不信佛。我說﹕我信了三十年的佛,卻一直當牛做馬,共產黨來了就翻身了,我信共產黨。一九六○年,我加入了共產黨。當時,我不明白什麼大道理,就認一條﹕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幸福的。
土地改革的時候,我分到了六畝土地、一頭氂牛、一頭小牛犢、四隻綿羊、二隻山羊,還分到了領主的衣服和領主家六根柱子的房子。〔31〕
女朗生次仁拉姆成了民主改革的積極分子。而十世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卻處處表現出對積極分子的厭惡。班禪對“民主改革”提出五點批評,其中就有三點與積極分子有關﹕
﹙1﹚不看大多數人民群眾對民改的必要和發動的重要性是否理解,只看能否出現一批各式各樣的積極份子,就以為群眾發動徹底﹔
﹙2﹚不看積極份子的質量而看數量﹔......﹙4﹚把一部份積極份子的思想和行動看成是全體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32〕
他譴責工作組和積極分子有“六愛”──“愛熱鬧,愛草率從事,愛奉承,愛找岔子,愛製造麻煩,愛亂打擊......幹部僅以設法搞出一批不顧利害真假而僅以勇於進行尖銳和恐怖鬥爭的積極分子,在數量方面可以向別人炫耀為主,乃對群眾中有這種指望的人誘以分到較多的財務等經濟利益來發動”。他對中共在所謂“貧苦喇嘛”中發展積極分子做了這樣的評述﹕
如果對寺廟和活佛僧眾不管有無根據就危言聳聽地加以指責和批評,表現出一副大力反對的姿態,那麼就會顯著地得到幹部的表揚,歡迎和照顧......只要當時接受幹部指使,不看任何利弊而瞎撞蠻幹者,就作為合格的積極分子,因而是喇嘛中不明事理、而以違反教律和恣意行事為樂者,以對別人財物貪婪之心企圖通過鬥爭以取得大的經濟利益者,想以完成工作隊或幹部的意圖而取得青睞之徒,站在了民主改革鬥爭的前列,而其中能對和平利他、聖潔至真的佛教進行瘋狼般反對之徒,被委任為主要的積極分子,使其在工作中起主要作用。〔33〕
班禪強烈地告誡中共,寺廟裡的貧苦喇嘛“也有一些是由於從前有貪酒好賭等壞行為而變窮的,他們是自討苦吃,無冤可訴,也不是我們同情的對象。但是這些行為放蕩的人,只善於投機取巧、甜言奉承和偽裝積極,我們不應該依靠這些人。他們顛倒真假,擾亂人心,只能製造滿屋子的麻煩,難以製造滿屋子的好事”。他舉例說,中共在寺廟選用貧苦喇嘛建立的“民主管理委員會”,其“正副主任和委員們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並公然無忌地在寺內結戀婦女,宿髮改裝等等,極為不軌行為,不僅自己做了,並動員僧眾們也要那樣做,致使作風顛倒無倫,因此搞得提起現在的喇嘛的作風,人們就搖頭發嘔。”〔34〕
班禪喇嘛所談肯定有很多是事實。中共內部文件對此也有間接反映。如一九六○年二月四日的《中共西藏工委關於土改復查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中有這樣的話﹕
必須愛護民主改革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和保護他們的積極性......民主改革中湧現出來的這批積極分子和農會幹部,是我們黨聯繫廣大群眾的重要橋樑,是建設新西藏的新生力量。對於他們的缺點或錯誤。應進行耐心的幫助和教育,不應當因發生一點問題就採取“一腳踢開”的辦法。農會幹部的積極分子多佔一點鬥爭果實。幹部用了一點沒收物資,應進行教育。不要輕易給戴上貪污帽子。今後對農會幹部的處理。除個別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壞分子以外。一般不得隨意撤職......〔35〕
以中共的工作特點,凡需要發文件專門強調和糾正的情況,一定已經是比較普遍發生的了。積極分子多拿多佔,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道德水準,以及其之所以“積極”的潛在動機。非人道的行為也有所發生。我聽一位參加過民主改革的西藏農民講,當年“鬥爭”上層人士的時候,經常發生打人之事,有的遭群眾“鬥爭”者耳朵都被生生擰掉。後來中共的上層機構出面進行了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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