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同時,他在共產黨內部這樣解釋﹕
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他們既不願意實行,那麼好罷,目前就不實行,拖一下再說......
各種殘民害理的壞事讓他們去做,我們則只做生產、貿易、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定的問題。〔30〕
事實上一拖就是八年,當初差點導致談判崩裂的有關成立軍政委員會的條款,一直拖到達賴流亡也沒有實行,而協議規定的藏軍改編為解放軍,兌現的僅僅是解放軍向藏軍發了軍服,授了軍銜,實質性的改編絲毫未動,而且相當一部分藏軍後來成為西藏暴動的參加者。
但是西藏人並沒有因此放心,因為有數萬人的解放軍永久地駐紮進了西藏。這是西藏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清朝雖有過大軍進藏,戰事一完即撤出,平時留在西藏的常駐軍隊只有千把人。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因為反對清政府增派三千川軍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見藏人是多麼反對中國軍隊駐紮西藏。而此時漢人軍隊增加了十數倍,部署在西藏的周邊和腹心。那引起的恐懼是中共怎麼運用“統戰”手法也無法消除的。
除此之外,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和互不信任也是不可避免,時時發生的。包括這樣的小事﹕
......兩件事使達賴對毛產生恐懼。一次是藏人在京慶祝新年,毛澤東受邀出席。在慶祝儀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拋擲糕點敬獻佛祖時,他也抓了兩撮,將一撮朝上方扔了,然後狡黠地一笑,將另一撮扔在了地上。
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時間,向達賴建議該如何管理西藏。談得興起時,將頭貼在達賴的耳旁低聲說﹕“你人不錯,態度很好。但記住,宗教是鴉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為和尚尼姑要單身﹔第二,它忽視物質建設。”年輕的達賴驚恐地低頭掩飾慌亂和恐懼,因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毀佛教。〔31〕
毛澤東也同樣不信任達賴。一九五六年,關於達賴喇嘛去印度參加慶祝釋迦牟尼涅槃兩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的問題,毛澤東在中共的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專門講了一段話﹕
佛菩薩死了二千五百年,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佈“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其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裡,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面著想。出現這種壞的情況,我也高興。我們的西藏工委和軍隊要準備著......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們總是不要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後來它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32〕
那一次,達賴的確產生了留在印度不歸的念頭,共產主義和他的佛國不可能共處,稍有一點清醒的頭腦都不難做出這種判斷。但是在猶豫了四個月之後,他最終還是返回了西藏。原因之一是中共許諾六年之內不搞觸及西藏傳統制度的改革﹙周恩來甚至對達賴允諾,如果六年後還沒有準備好,可以把這個時間再延長五十年〔33〕﹚,另外也是因為印度總理尼赫魯不想惹麻煩,不願意給年輕的達賴提供流亡條件。
當時的中國已經開始陷入集體性的共產主義狂熱。相比之下,實行“一國兩制”的西藏反差極大。那時被派進西藏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是軍人、幹部或國家職工,即所謂“革命隊伍”的成員。他們被灌輸的意識形態使他們對西藏社會處處看不慣。他們把西藏歸納為“三多”──窮人多、壓迫多、神靈鬼怪多。在他們眼裡,西藏在經濟上是封建農奴制,在政治上是神權至上的政教合一制,上層社會驕奢淫逸,底層人民生活困苦。他們認為革命的目的就是讓窮人翻身做主人,也是他們之所以投身革命的理想。但是,中國內地早已被打倒的“剝削階級”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們作為革命者,卻被要求對那些“剝削者”表示尊敬,對此他們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抵觸。
即使在中共高層,也有對這種“混淆階級陣線”的“統戰”表示不耐煩的。西藏軍區作家吉柚權採訪當年西藏工委聯絡部長徐淡廬後,記錄了這樣一段故事﹕
一九五五年五月,達賴一行回到四川成都,正值朱德、聶榮臻、郭沫若等川籍中央領導在成都。另外,周恩來和陳毅參加亞非會議回國,也要到成都停留,四川省的接待任務很重,省市委領導都非常繁忙,再加上要接待達賴這一行一百多人,任務就更加繁重。
......李井泉由於接待幾位四川籍中央領導的任務重,不願見達賴,只由四川省省委書記、省長負責接送和設宴招待達賴。
徐淡廬知道這個情況後對負責接待的人一再講明,達賴在其他省市參觀,各省、市都是第一書記出面接待,希望轉告省委,請第一書記李井泉為了大局如無特殊情況還是出面接待達賴為妥。但四川省委負責接待的負責人說這是省委的決定,不能更改,不論徐淡廬怎麼解釋都不答應。
徐淡廬一看對方的態度,知道再說也是徒勞,但考慮達賴知道第一書記李井泉不願見他而引起矛盾導致不團結,便與該負責人約定,如果達賴問起李井泉時,就說李井泉病了。省委負責接待的人同意統一口徑回答達賴。
......第二天正好是列寧誕辰紀念日,中央要求各省市要召開隆重的慶祝大會,並要求省市第一書記必須在紀念會上講話。李井泉理所當然地參加大會並在會上講了活。李井泉的講話第二天由四川日報刊登後,達賴知道李井泉沒有病,而是在騙他,心裡頓時有一種李井泉看不起人的氣憤。
敏銳的徐淡廬從達賴得知李井泉未病時臉上的表情知道事情砸鍋了......於是藉四川省委統戰部請他吃飯的機會,向統戰部幾位領導講了達賴知道李井泉沒有生病的反應,建議他們轉告四川省委,為了團結達賴,能不能變通一下,請省委第一書記出面給達賴送行,作一次彌補,並解釋為達賴設宴接風的當天的確病了,列寧紀念日的講話是帶病參加的。
徐淡廬的這一建議經省委統戰部轉達給李井泉時,李井泉勃然大怒,下令當天晚上在招待所擺開戰場,召開對徐淡廬的批鬥會,指責徐淡廬為什麼對達賴喇嘛這樣一個封建、宗教集於一身的活佛如此捧抬、奉承,陪他們進館子,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不是有什麼用心﹖是不是藉這個機會靠近達賴而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34〕
當時達賴已經在北京參加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中共的官職序列上,已屬“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名義上的地位高於一個省委書記。然而在中共的省委書記眼裡,他不過是一個不值一提的代表封建和宗教勢力的頭子而已。後來這事是由周恩來命令李井泉向達賴道歉得到解決。正好路過成都的周恩來專門把李井泉召到住地,批評他在中共高層盡一切努力“統戰”達賴的時候,不識時務地挑起矛盾和製造衝突。
中共上層從治國角度,處理西藏問題時把主權置於意識形態之上。然而只有少數最高領導人心裡明白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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